警惕银川市商业综合体过量开发带来的风险——茹小侠委员代表民建宁夏区委会的发言

　　2011年金凤万达广场开发获得成功后，银川市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纷纷涌现。目前，除了新华街商圈外，已经建设和规划建设的综合体有15家以上。商业综合体的开发已成为地方决策层和投资者竞相追逐的目标。

　　人均商业面积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零售面积的总和除以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有研究提出，目前，人均购物中心面积0.3平方米是国内各大城市的一个警戒线，而国内的二三线城市应该比这个数据更低。银川三个城市区常住人口190万，据媒体报道，2010年以来在建和规划建设的综合体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以上，人均至少1.6平方米。据瑞士信贷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预计未来5年内20%-25%的购物中心或将面临关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之前的10年，全国商业营业用房开工建设达20.9亿平方米。据行业内部统计，建成开业率仅为43%左右。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决定个人消费支出最重要的因素。2020年，银川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41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43834元）低4418元，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百强榜银川市排在94位。银川市人口总量少，经济总量不大，市场主体有限，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外向型经济不发达，商业综合体以本地城镇居民消费为主，消费能力能否支撑还在增多的综合体？

　　梳理银川市综合体的发展足迹后，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综合体不断挖掘银川人的消费能力，而这样的挖掘似乎一再触碰着人们对于银川人消费能力的预判底线。那么，到底有多少商业综合体才算够？银川市的商业综合体是否已经趋于臃肿？

　　这几年，一家新商业综合体刚开业时顾客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之后生意明显趋淡。新建商业综合体在定位、业态、品牌等方面互相交叉重叠，与传统商圈竞争加剧，有些已出现颓势甚至举步维艰。在电商崛起和消费大环境不景气的夹攻下，商业综合体能否融入新零售大潮，值得格外关注。现实和发展形势考验着银川市商业综合体的经营者。

　　商业综合体集中了优质土地资源和大量资金，一旦过剩引发泡沫破裂，将成为城市“空壳”和“黑洞”。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勇气，更需要对趋势的洞察力和科学的规划研究。为防止商业综合体发展失败引起社会震动，提出以下建议：

　　一、科学制定银川市城市商业规划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零售面积、零售网点总营业面积以及新增零售面积等做出近远期的科学规划，强化对城市商业地产布局、业态导向、区域特点等方面的统筹协调指导、调控干预和刚性审批,杜绝土地出让简单实现“价高者得”。

　　二、提高商业综合体全生命周期建设运营管理能力

　　减缓商业综合体建设步伐，防止地产开发商逐利“绑架”商业布局和业态，引导商业综合体投资商准确定位，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寻求最大化的生存空间。警惕建设商业综合体的目的只是为了抬高周边房价。

　　三、加强商业综合体项目风险评估研究

　　对商业综合体项目风险因素进行识别，落实综合体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综合体风险预警机制，构建综合体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双减”政策落地需“家校社”协同发力——王新军委员代表民革宁夏区委会的发言

　　2021年，随着国家“双减”政策的陆续出台和强力推动，学校课后延时服务普及了，学生课外书面作业减少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关停了……但从全区实施情况看，“双减”取得实实在在的质效还存在一些难点：

　　一是家长焦虑情绪没有完全减轻。由于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高期望值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矛盾，以及家庭教育的长期缺位，大部分家长难以适应“双减”后“慢节奏”的教育模式，仍然希望填补学科培训减少后带来的时间“空白”。

　　二是学校教育质效双增还有困难。虽然学校下力气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学环节，老师下功夫改进作业设计、完善课后答疑，但短期内难以实现质效双增。

　　三是正确的教育价值导向有待加强。社会参与教育引导不足，受以前家长关心高分数、学校注重升学率、教育“短视化”“功利化”影响，规范和扭转校外营利性培训机构合理运行短期内还无法完成。

　　做好“双减”工作，不能单纯依靠学校唱“独角戏”，而需要家长、学校和社会齐心协力搞“大合唱”。

　　一、家长要充分发挥“第一老师”的主体性作用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家长对孩子教育的主体责任，家长首先要学法用法，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念，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主动担责，杜绝将孩子完全“委托”给学校和教培机构。家长要利用家长会、学校开放日等途径加强与学校的沟通联系，及时向学校反馈孩子在家的思想情绪和成长状况，特别要与学校建立起包容互信关系，既要认可学校和老师对孩子的各类教育，又要尊重老师适当的惩戒权，支持学校和老师放开手脚，倾囊相授。

　　二、学校要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的主阵地作用

　　学校要明确“减什么、留什么”，用好课后服务两小时，丰富服务内容，开设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等课程，让学生走出课堂、放飞自己，在娱乐中领悟文化知识，在锻炼中增强群体意识。支持老师改善教学方式，加强作业设计，改变过去“老师只关注教，不关注学生是否真学”的课堂被动局面，确保学生做“有效”的作业，让孩子在学校就能“吃饱吃好”。

　　三、社会要充分发挥协同育人的主导性作用

　　教育、工青妇等部门要引导人们树立立德育人的良性教育价值观念，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招生、考试、就业机制，逐渐降低学生过重的升学压力和考试压力。严格规范校外培训机构，防止其以“游击战”“穿马甲”“一对一”等方式开展学科培训和资本扩张。完善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缴纳赔付机制。社区要发挥联系家校的桥梁作用，建立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加大与辖区内学校的沟通，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科学化、常态化、制度化，真正形成育人共同体。

车位少停车难　车位贵于买车钱——曹佳乐委员的发言

　　银川市停车难问题由来已久，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也采取了许多举措，但收效甚微。主要问题在于：

　　一是顶层设计规划不够。汽车保有量逐年增加，而城市建设用地紧张，预留停车用地规划不足，停车位数量配套不足，致使停车难问题越来越突出。已出台的《宁夏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落实不好。《银川市治理商住小区停车位租售问题及规范收费服务管理工作实施意见》迟迟未出台。而且各管理部门数据不一、标准不一，有利可图的事争先恐后，无利可图的事推诿扯皮。

　　二是停车泊位缺口过大。据统计，银川市车辆保有量为115万，而停车泊位总量仅有65万个。按照国家住建部《城市停车规划规范》标准，城市停车泊位应为机动车保有量的1.1倍以上，据此测算，银川市停车泊位缺口有50万。这是导致停车难、停车贵的直接原因。

　　三是车位管理不规范。未经审批私自收费、私自提高收费标准现象屡禁不止，“画个圈、架个杆”就收费，而相应的监管处罚跟不上。新建小区地下停车位“只售不租”，很多车主不得不将车停在泊位之外，这既导致了泊车罚款居高不下，又增加了交通拥堵。

　　四是公共交通支撑不力。公交路线、间隔时间、夜班车辆等安排不够科学，车站网点覆盖不能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上下班高峰和恶劣天气打不上车，出行群众“望的兴叹”。共享单车等运营公司更换频繁，管理混乱。

　　为此建议：

　　一、增加车位

　　将拆迁滞留地和地下、地上闲置土地改造为小型停车场。出台公共停车场建设鼓励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停车场建设。利用学校操场建设地下立体停车场。

　　二、整合资源

　　对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及老旧小区周边道路，增设夜间限时免费停车泊位。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等有条件的地方，采取降坡、迁移盲道等方式，规划临时停车泊位。建立住宅区与周边企事业单位、商业区、医院共享共用共管机制，允许周边居民小区车辆错时停放。

　　三、实施差别化收费

　　完善《银川市优化规范停车场管理服务工作实施意见》，该免的免、该收的收，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打破住宅区地下车位“只售不租”壁垒，尽快制定住宅区车位租售指导意见，调控车位售价、租价及管理费。

　　四、提高智慧停车管理水平

　　加强银川市静态交通管理系统应用，利用现有的“智慧城市”体系，逐步扩大静态交通管理系统覆盖面，让群众通过手机App查看停车相关信息实现车位预约等功能。

　　五、加强部门协同共治

　　建立停车问题管理协调小组，把停车难问题计入考核，压实主管责任部门。严格停车场审批备案，严禁私自施划、擅自占用停车泊位。加强部门间数据、信息共享。

　　六、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发展集约化的公共交通，从源头上抑制和减少停车需求。应加大公交建设投入，增加公交车运行频次，优化站点、线网，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

　　七、对违停应适度宽容

　　建议在停车泊位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轻微违停适度宽容，可以用短信、电话告知等方式提醒，不要动辄罚款。

保护古渡口　彰显黄河文化魅力——刘金星委员代表民盟宁夏区委会的发言

　　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黄河渡口多。据史书记载，北魏时期，从灵州往内蒙古前套平原一带就大规模利用黄河渡口运送军需给养，开创了宁夏黄河大规模水运的历史。唐代，宁夏段黄河渡口曾经是东西丝绸之路、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更是各民族交流交融的舞台与纽带。延续至明清时期，宁夏黄河沿岸形成了以莫家楼、仁存、横城、石嘴子“四大官渡”为代表的几十处渡口码头，极大地促进了宁夏乃至整个西北地区交通运输、文化交流、民族交融的发展。随着现代交通建设，这些渡口商埠码头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华，但它对于传承弘扬黄河流域人文历史、彰　显民族团结、丰富全域旅游，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在保护黄河古渡口遗产、弘扬黄河文化、开发旅游资源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文化挖掘不深，古渡口历史文化村落、商埠老字号等风貌基本消亡殆尽；船工调子、河神祭祀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河运文化面临失传风险；木筏、水车等传统制作技艺正逐渐消亡。其次是保护力度不够，各古渡口丧失了航运功能，缺乏保护管理机构，许多古渡口踪迹难寻。最后是旅游开发与宣传展示不够。

　　目前除了南长滩、横城等少数渡口遗址开发为旅游景点外，其他古渡口遗址潜在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

　　为此建议：

　　一、深入挖掘黄河宁夏段古渡口的历史文化

　　以“四大官渡”为代表的宁夏黄河古渡口，千百年来实现了黄河两岸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多民族大聚居、大融合、大团结、大发展，蕴含着“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统的主流意识，是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彰显了黄河流域大一统民族团结交流交融之魂。应根据黄河宁夏段古渡口的调查情况，组织专家挖掘古渡口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传承内容。整理保存黄河渡口历史文化与黄河文化遗产，与沿线的古灌区以及长城、岩画、石窟寺、西夏文物等旅游资源充分结合，大力保护宣传与充分展示。

　　二、建立健全黄河宁夏段古渡口保护利用制度

　　科学规划黄河宁夏段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并与先行区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结合，出台政策保障机制。统筹黄河宁夏段古渡口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充分展示宁夏黄河文化特色，为发展全域旅游、造福人民美好生活注入新要素。将重要古渡口作为宁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宁夏黄河文化保护体系中，并申报为文物保护单位。

　　三、重视黄河古渡口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的规划布局

　　应以宁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以黄河古渡口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多规合一”的黄河文化开发建设与规划布局。有关职能部门应对渡口周边环境进行集中整治，逐步恢复历史风貌，加强维护与展示古渡口历史遗迹。对于黄河宁夏段各渡口修建统一的说明牌、地理标识，并立碑建亭保护，设置二维码铭牌，实行数字化动态管理，加强对古渡口的保护管理。对一些尚在沿用及后续规划可利用的渡口，提前规划布局完善古渡口道路、航标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设备维护更新，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凸显宁夏“黄河文化彰显区”的亮点和特色。

善用常用正向激励　让干部放手“闯”与“创”——蒋新录委员的发言

　　比较而言，宁夏干部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干部比较，普遍缺乏“闯”与　“创”的锐气。

　　为什么出现这种差异？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深度比较，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激励干事方面思维惯性和手段方式上大相径庭。举一个例子，2020年，在推进关于“节约粮食”的倡议中，各地纷纷响应。宁夏机关食堂普遍做法是：针孔式摄像头对浪费粮食者偷拍，集中曝光并通报批评。浙江普遍做法是：看是否光盘，光盘则发奖券，奖券可兑换饭菜或水果、牛奶等。类似这样的做法不胜枚举。

　　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干部有激情、有活力、敢创新，无思想包袱，能轻装上阵，很大的原因，我认为是善用常用正向激励。如杭州市机关事业单位绩效高、福利好、保障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建立了容错预先备案机制，事前给干部敢闯敢试吃下“定心丸”。工作正向激励为主、显性化，以绩效、职位职级、荣誉激励为主要手段；负向激励为辅、隐形化，很少强调问责追责（但不等于没有问责追责），是　“隐性的鞭子”。

　　而宁夏偏重负向激励，给足压力，强调督查督办、问责追责，惯用批评、处罚、降职等手段，变压力为驱动力。检查考核过多，动辄一票否决，执纪简单化、问责粗线条。容错机制的适用，更多的是事后机制，事后根据事情性质、轻重、影响定性，成则“敢作为”“有担当”，败则“乱作为”“目无法纪”，干部没有“定心丸”。弓满易折、弦紧易断，一些干部在长期高压态势下，顾虑增多、动力减弱，出现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于是“躺平”。

　　偏重正向激励还是负向激励，导致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截然不同。正向激励，激发干部原生动力，调动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担心创新失败，不担心背责，不墨守成规，敢闯敢创，干部精神状态表现为“我要干”。而负向激励为主，则导致干部思想包袱过重，自我保护意识强、守底线，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工作重形式多表面化、多无用功，缺“活”的思路、“钻”的劲头、“争”的意识，干部精神状态更多表现为“要我干”。

　　偏重正向激励还是负向激励，对地方营商环境、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差异也是天壤之别。东部发达地区，对企业包容、爱护，放水养鱼，在严守法律和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严格监管却柔性执法、首违不罚、轻违不罚、政策宽松，不是简单粗暴的一罚了之、一关了之，所以部门、干部敢担当、敢负责。而在西部欠发达地区，问责泛化、强化、显性化，导致层层怕担责、层层甩责，以守底线、不被问责追责为上，政策执行的十分刚性，常常一罚了之、一关了之。

　　说这些，不是不要负向激励，不要监督，不要问责追责。而是在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柔性监管与刚性监管共存、激励和约束并重的原则下，正向激励为主、显性化,负向激励为辅、隐形化，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放手“闯”与“创”。

　保护市场主体 让企业活下来强起来——何学虎委员代表工商联的发言

　　近年来，我区在加快“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受疫情多发、原材料涨价、供应链不畅等因素影响，加上一些基层单位在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粗暴执法、一刀切管理和命令式工作，使不少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非常艰难，亟待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雪中送炭般的关心和精准对接式的帮扶。

　　一是要依法保障好企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企业是依法注册成立的法人实体，相当于政府已给发了出生证。只要持有开业的有关法定生产证书，就不能因基层要完成一些阶段性任务，如环保检查、良好天气数据等，随意命令企业停工停产，导致企业生产计划无法执行，对外供货合同无法完成，而应该依法确保企业自主经营、自主生产、平稳生产。这样企业就会信心满满、预期稳定。

　　二是要加大支持传统企业的技术改造，改变这类企业技改项目没人敢受理，没人敢支持的状况。我区工业基础薄弱，招商引资也难。有些传统企业特别是冶金、建材等，只要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加强技术改造，达到法律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能耗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就应该允许生产并在技改立项、科技创新、奖励补助等方面给予支持。

　　三是要强化契约精神，确保企业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正常供应。这几年，我区绝大多数工业园区都实行了以电代煤、以气代煤的生产动力转换。这从长远看是好事，但这也带来挑战，主要是电和气的保价和稳供！缺油、缺气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企业反映，一些基层政府和供应单位往往以“保民生”“保居民”用电、用气等高大上的理由，轻则给企业涨电价、涨气价，重则给企业拉闸限电，搞的企业很无奈。

　　四是各级经济管理、市场监管和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要带着感情、热情和激情，为企业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现在办一个企业不易，办好一个企业更不易。办好一个企业对当地老百姓子女就业等有直接的好处。但由于现在政商沟通的渠道少，企业和政府工作人员交流的机会也少。企业总感觉到有些官员对企业的难处态度冷淡、不上心，这就在无形中凉了一些想干一番事业的投资人的心。比如，有的企业厂区杂物堆放不规范等问题，应该先去帮助规范和批评教育，而不是动辄就罚款上黑名单。

　　五是要以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为共同任务，让政商关系亲起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第二个百年奋斗中逐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要主动地多了解企业、真心地多关心企业、积极地多支持企业解决难题。希望我区在近几年探索的基础上，借鉴外地的有效做法，尽快列出政商交往的“负面清单”，明确交往中不能碰的红灯范围，同时更要列出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单”，明确交往中的绿灯范围。红灯坚决不碰，只要是绿灯就大胆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不能怕这怕那。另外，还要在落实尽职免责、容错纠错的同时，制定并实行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对企业正常生产乱作为，对企业反映的问题不作为等问责和处罚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我们坚信，有党的英明领导，只要我们上下同心、政企同力，就一定能战胜困难，把企业做优做强，为宁夏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吃水不忘挖井人　时刻感谢党恩情——黑保章委员的发言

　　我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在一个山大沟深、气候干旱、土地贫瘠、苦甲天下的地方——同心县原纪家乡龙北沟村。当地流传着一个民谣：“种了一包子，拔了一抱子，打了一帽子”，足以说明当时是多么的艰苦。

　　而如今，刚刚脱贫的老百姓欢欣鼓舞，兴高采烈。高兴的是我们脱贫致富了，高兴的是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更高兴的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保护，可以生活得无忧无虑。

　　忆往昔

　　在六七十年代，人们时刻为吃穿发愁。一愁水。我们村的人吃水要到五里外的井上去打水，一遇到干旱，井水就少了，取水的人排成长龙。井水很苦，人心更苦。二愁吃。那个时代是靠天吃饭，我们这里基本是两年一小旱三年一大旱，几乎都是靠回销粮糊口。高粱、红薯干是供应的主粮，偶尔供应的一点玉米，简直就如山珍海味一般。三愁穿。各家的孩子基本都是哥哥穿了弟弟穿，姐姐戴了妹妹戴。

　　我是七九级的初中生，全村就我一人考上了初中。虽然要到30里外的纪家中学去上学，每周回一次家，徒步往返60里路，但在求学动力的支撑下一点儿都不感觉乏困。可是好景不长，在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因为交不起两元钱的学费，我被迫含泪辍学。

　　看今朝

　　上世纪90年代末，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扶贫开发区——红寺堡开发了。我们村是重点扶贫对象，整体搬迁到红寺堡区大河乡龙兴村。出于特困，党和政府为我们村每家每户盖了一栋砖瓦房。从祖祖辈辈居住的窑洞中搬了出来，住在了党给我们盖的大瓦房里，老年人含着幸福的泪水、感激地说：“我们对党有说不完的感谢，道不尽的恩情。”后来又有了低保政策，我们村基本全覆盖，再后来到脱贫攻坚时期，借助建档立卡政策，领导们手把手地指导脱贫工作。时至今日，全村整村脱贫，过去的“三愁”没了。回想起过去我们喝的是苦井水，受到党恩喝到了黄河水，我们的下一代喝到了自来水，而现在我们的孙子辈喝的是纯净水和矿泉水。再回想10年前的时候，我们村有几个人能开得上自家的小轿车，而现在又有几个人没有自家车呢？真可谓是今非昔比，天壤之别。村里人高兴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感谢党恩情！”

　　望未来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要始终紧跟着党的步伐，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起点上，继续努力，勇往直前。2035年远景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幸福生活更上一层楼的阶梯。只有我们跟着共产党一步一个阶梯走，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作为一名宗教教职人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做好本职工作，发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高举爱国主　义的伟大旗帜，号召群众增强亲党、爱国意识，筑牢与党同心、与国同行思想，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为继续建设美丽新宁夏作出新贡献！